日前，《民生周刊》就北京市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采访了明德税务高级合伙人武礼斌，采访报道《北京初试“营改增”》全文如下：
北京初试“营改增”
《民生周刊》（2012年第43期）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工作座谈会。他表示，要根据国家和地方财力可能，逐步将“营改增”扩大到全国。
从2012年10月8日开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北京试点范围企业已正式通过新的网络报税系统，向北京市国税局上缴增值税。
自北京市宣布从9月1日起实施“营改增”税制改革以来，身为北京未名明德税务所高级合伙人的武礼斌陆续接到了多个企业打来的咨询电话。
是否属于试点范围？税负将有怎样的变化？如何调整合同价格？尽管上海的试点经验有之，具体的培训文件有之，但一纸条文依旧无法涵盖所有的现实操作问题。
上海经验适用性
今年8月2日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2〕71号），明确北京将与上海适用同样的试点方案及政策。
“但北京与上海的最大差别，在于上海是‘国（税）地（税）合一’，而北京是‘国地分开’。”中央财经大学财务学院副院长张广通教授指出，尽管营业税征收属于地税职能范畴，而增值税需上缴国税部门，但由于上海国税地税一体，其业务人员同时熟稔国、地税业务，因此并不存在业务衔接问题。
“北京则不同。由于其国税人员对原来地税所负责的一些企业不是十分了解，因此业务衔接还需要时间。此外，北京此次‘营改增’过程中对试点企业的认定还存在不确定之处，导致一些企业在这个区被认定为试点行业，在另一个区却不是。”武礼斌说。
多年从事财会工作的陆女士目前正在研究由北京市国税局统一下发的“营改增”学习材料，她所供职的某杂志社正好被纳入试点范围。“目前面临许多具体操作问题，比如，之前收到的营业税发票能否在试点后用以抵扣，以及增值税发票面额过小等。我向税务部门咨询过，但好多问题他们目前也解释不清楚。”
“从事多种经营业务的企业还会同时涉及国税和地税部门，因此目前情况比较混乱。为什么好多问题不明确，就是因为税务机关自己也处在摸索阶段。”武礼斌认为。
客观事实是，增值税属于共享税，其分配比例为中央75%，地方 25%。损失了原有的营业税份额，就意味着地方财政收入面临巨大损失，容易影响试点城市的积极性。据北京市税务部门统计，此次“营改增”将涉及13.8万户企业，预计全年总减税额为165亿元。
“就此问题，国务院有明确批文，规定试点地区由于‘营改增’而使地税收入减少的，国税局将实行转账的办法，将所得增值税收返还给地税。”张广通指出，正因为如此，试点城市将独自承担改革后果。无论“营改增”最终带来的是税收的增加还是减少，中央财政均不参与。
上海市财税局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海13.5万户试点企业之中，89.1%的企业在改革之后税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6月15日申报期结束，上海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缴纳应税服务增值税累计7.2亿元，与按原营业税方法计算的营业税相比，减少了税收4.9亿元，降幅为40%。
表面上看是地方税收的下降，但实际上，上海基于自身城市转型，正在酝酿更大的发展计划——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其标志是拉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而“营改增”对于文化产业及新兴服务业的促进力度不言而喻。
张广通认为，北京和上海同为直辖市，且都是改革的前沿阵地，从产业结构来说，两地第三产业都比较发达，因此从两个城市的定性来说，对于“营改增”的适用情况不会有太大差别。
税负增减这笔账
财税〔2011〕110号文件规定，“营改增”试点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调整之后，交通运输业上缴税率从3%上升至11％，文化产业及部分现代服务业的税率则从5%上调至6％。
面对多出的这一个百分点，前述陆女士提出：“既然‘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何税率不降反升？”
武礼斌对此作出了解释：“简单来说，增值税是对增值部分的征税。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款是销项减去进项所得。如某报社发行所得100元（销项税为100×6%），采购办公用品花费50元（进项税为50×17%），那么应缴增值税就为二者抵扣之后的结果。营业税税率虽为5%，但却没有抵扣项，因此增值税名义税率的上升并不代表实际税负一定会增加。”
但武礼斌同时指出，如果企业进行税款抵扣的进项很少，那么实际税负还会上升。比如交通运输企业就存在这种问题。
“海兴达”是北京的一家大型运输公司，公司总经理武晓明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运输行业税率的上调对小型运输企业影响不大，如一些粮、菜运输公司，大多采取货到付款模式，期间不涉及发票的开具。但对于大型运输企业来说，每吨货物的运输成本将平均上调50元左右。
“我们做的是长期业务，价格基本固定，与上下游企业几乎没有谈判价格的可能性，只能想办法压缩运营成本。” 武晓明介绍，运输企业可用来抵扣的税款项只有人工费、加油的增值税发票等。目前，武晓明为公司所有车辆统一办理了加油卡，以保证抵扣项不流失。
尽管个别企业税负有所增加，但武礼斌认为，大部分企业都能从此次“营改增”试点中获益。“对原有的增值税纳税人来说，其成本支出中的服务采购，如聘请律师或税务师等，在试点前是无法抵扣的。‘营改增’后，技术研发或咨询服务等服务性采购可以获得发票，这也是一项收益。”
目前，北京市“营改增”试点过渡性政策已经出台，对由于“营改增”而导致税负增加的企业将给予一定财政补贴。试点企业需每月上报税负变化情况，财政部门随后将按季度预拨补贴款。
而到了年终，政府将根据企业的年度税负增减变化进行“多退少补”。如果企业年度税负没有增加且从国家领到了补贴，就相当于双重获利，“这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目前试行的四档税率有可能是暂时性的。”张广通认为，当“营改增”政策在全国铺开时，必然会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税率，企业不可能再像试点时期一样跟地方财政讨价还价。
张广通同时指出，6%和11%这两档税率不应该增设。“增值税的基本原理是单一税率、中性税收，销项税抵扣进项税。如果税率不同的话，会出现企业前一个环节多缴税，下一个环节少缴税，这就成了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了。比如，试点和非试点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究竟是按11%还是17%开具发票，这就出现了交叉问题。各环节的税率相同，抵扣的税率相同，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专业化合作才不会造成干扰，因此税率档位越少越好。”
还需全面试行
“从税制改革的角度来说，‘营改增’是历史趋势，因此试点工作推行的根本目的是转制而非减税。”张广通认为，推进试点改革期间，不能简单地将“营改增”的目的看作是减轻税负。
在欧盟等较早实施增值税税制的地区，农业、工商业、服务业都要缴纳增值税，已形成十分完整的链条。在中国，由于两税并存，一项业务既涉及到增值税业务，又连带发生了营业税的劳务，涉及到混合销售和兼营销售这样一些概念，对征税方和纳税方来说均增加了纳税成本。
而在武礼斌看来，北京试点的推行速度要比预想的来得快。“去年年底时，我们预计北京试点可能会在上海试行一年后再展开，提前的原因可能跟全国整体的经济形势有关。”
目前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实体经济不景气、房地产行业萎缩是国家加快推进“营改增”试点步调的主要原因。第三产业既能增加就业，又能带动投资；既能带来产值，同时是社会发展大趋势，因此急需在当前情况下推动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用税收优惠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为了使改革顺利运行，消除试点企业因税负升高而带来的抵触情绪，上海正逐行业、逐户进行财政测算，试图搞清楚企业的税源以及经营活动，以进行多退少补。此方法也即将被北京采用。
值得思考的是，因改革而造成的税负加重并非由“试点”造成，非试点地区的增值税也存在同样问题。如资源税，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并没有多少原材料可以抵扣；高科技行业，如软件开发，主要依靠的是人的脑力，因此进项也比较少。
张广通预计，“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广的酝酿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时间过长会出现很多问题。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属于流转税，在产品的生产、批发、零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随时流动。一部分地区试点，其他地区不是试点，税负轻重有别会扭曲价格。”
“最好控制在一年之内，一年之后就应该大面积推广。”由于试点地区税负减轻，非试点地区的企业就会向试点地区流动，形成“洼地效应”，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我预计到2013年下半年就可以启动全国推广，不能搞得太复杂。”
张广通同时认为，北京的“营改增”试点要比上海更具示范意义。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财政系统实行“国地分开”，在“营改增”过程中，涉及到两个税务部门的业务交接与合作，“北京的成功等于全国的成功”。
对于尚处于迷茫期的企业来说，武礼斌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文化创意产业应主动认定自己是否属于试点范围，尽管文件有所阐释，但语言永远无法涵盖所有的现实。其次，应该关注是否能够获得财政补贴。在实际操作中，企业至少会涉及财政、国税、地税三个部门，哪一个环节沟通不畅，都可能拿不到补贴。最后，企业需要调整服务价格及合同价格，以适应两种税制交叉带来的不便。”
此外，武礼斌建议交通运输业多关注最新的财政政策，“这一行业税负上升较明显，我预计国家在近期或明年有可能进行税率调整。当然，获得补贴也十分必要。”
